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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点百家乐怎么玩: 伊斯特林悖论

2019年03月22日 16:29

21点算牌口诀 www.vfbmr.tw 一个人的领导力、认知力和情商并不能在社会中学到,而是要在小时候就开始打下扎实的基础。所以,家族企业传承要回归到家庭教育,重视价值观的培养。家文化、家庭和睦关系会影响二代接班的态度和意愿,家庭的归属感会带来强烈的责任感。

世界上有一群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幸福指数,称之为幸福经济学,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,叫理查德·伊斯特林。他在1974年时曾经发表了一篇轰动世界的文章,他发现了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现象:富人通常比穷人幸福些(代表性事实)。但是在不同的社会,随着时间的流逝,当国家的收入提高时人们并不会随之感到更加幸福(时间序列事实)。我们把它称为伊斯特林悖论((Easterlin Paradox);又称“幸福悖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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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56年到1998年间,美国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,但幸福人群的比例却没有变化,可以看作是伊斯特林悖论的数据化。

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?

古语有云,“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这就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。

所以,即便我们现在拥有的物质财富是30多年前父辈们的几倍几十倍,我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太多。因为财富在放大富人优越感的同时,也加深了穷人的自卑感,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信任,导致整个社会的幸福感缺乏。

从去年世界财富金字塔结构来看,八成以上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只占3%,而8%的人却拥有着85%的财富。世界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。

如何让财富转换为幸福?

第一,施比受更加有福。

一项综合了40多所美国主要大学、100多项主要的研究结果表明,发现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一个奇妙的能量转换,也就是我们说的正能量。所以施比受更加有福,背后是有科学密码的。

第二,用慈善塑造正确的价值观。

“慈善”一词来源于希腊文,原意代表对人类的关爱。所谓的利他,就是对他人的幸福给予理解和支持的价值观,而慈善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上面的资源再分配,从而解决因为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机会和消费的不平等。

慈善的意义已经超出简单的施舍,如果将慈善和家族企业结合在一起,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家族传承的工具,帮助家族企业基业常青。所以传承不只是财富上的传承,更是家族价值观的传承,而且通过慈善的平台,可以凝聚家族成员,培养家族最重要的资产。

第三,做财富的管家,而不是奴隶。

一个家族的荣耀,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,而取决于每个家族成员对这一代财富的态度。你的财富是从社会借来的,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中去。

以前追求财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,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很好了,但是我们幸福了吗?可能我们感觉更不幸福了。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矛盾,为什么有这么多冲突?家族企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?

家庭教育和财富、幸福有哪些关联?

第一,与家庭成员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。

首先,幸福有两类因素,内因和外因。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家庭的幸福和快乐相关。如果没有把握好,我们其实是创造财富,却丢了幸福。

很多人无意识间就走到了这个境地,没有爱和信任,有了财富,却弄丢了幸福。所以很多家族企业有钱了,但家庭成员之间却失去很多信任,关系变得非常不好,尽管有钱,却没有幸福感。没有钱是不行的,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。

第二,家族价值观是财富的灵魂。

家族的信仰和凝聚人心的价值观是家族财富的灵魂。正所谓家和万事兴,家族价值观或是家族信仰对于家族企业传承意义非凡,拥有家族信仰的家族企业更可能实现家业长青。

家文化是家族企业的基石,而脆弱的家文化则是家族企业潜伏的威胁。家族企业所有者需要用心去经营家族关系,倡导正确的家族价值观。家族精神和家族治理,将是家族企业未来需重点关注的方向。

第三,家庭教育是家族企业常青的根基。

家族企业在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,我认为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中国早期经济发展中,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如何创造财富,而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。很多二代在家庭教育这块严重缺失,这也是许多家族企业根基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在我看来,一个人的领导力、认知力和情商并不能在社会中学到,而是要在小时候就开始打下扎实的基础。所以,家族企业传承要回归到家庭教育,重视价值观的培养。家文化、家庭和睦关系会影响二代接班的态度和意愿,家庭的归属感会带来强烈的责任感。

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理论

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。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:

一类是“忽视变量”理论。这些理论认为,经济学仅关注收入、财富和消费,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,包括:激励与创造、健康、政治参与、社会渴望、自由、利他主义的丧失、不平等、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。特别是,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、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,那么随着GDP的增长,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,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,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“幸福悖论”。

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“比较视角”。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、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。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,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,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负相关;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,攀比水平随之提高,导致收入—幸福曲线下移,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。罗伯特·弗兰克的“相对消费理论”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。在弗兰克看来,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(zero-sum)地位竞争:一人受罚,大家无趣。因此,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,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。

■ 文 / 芮萌 *(本文首发于《经理人》杂志2019年03月刊)

* 作者系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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